在大清特色的官場，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沒有無緣無故的八卦。在“二奶反腐”的堂皇話語背后，卻是各方爭奪大清政改發言權的宏大斗爭……
“中國最有權勢的總理，因腐敗而受到了彈劾!”
《泰晤士報》的這條電訊，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這是1907年5月8日，該報記者莫理循從北京發出的一則電訊，報道說慶親王奕劻受到彈劾，被指控收受黑龍江署理巡撫段芝貴的巨額賄賂;同時被彈劾的，還有慶親王之子、擔任農工商部部長(“尚書”)的載振，及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天巡撫唐紹儀。報道也說，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并開始安置自己的人馬。
《紐約時報》在轉發該文時，用了大字標題《慶親王被彈劾》。
國際媒體的報道，都只提到了金錢腐敗，卻忽略了彈劾案中更為狗血的情節——“性賄賂”。
賄賂品
涉嫌收受“性賄賂”的，是慶親王之子、時年31歲的貝子、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贈送的歌妓，納為二奶。
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陰歷三月廿五)才遞交彈劾狀，《泰晤士報》卻在次日就發出了電訊，消息十分靈通。
發動彈劾的，是48歲的紀檢干部(御史)趙啟霖。在這份題為《劾署撫段芝貴及慶親王父子折》中，趙御史寫道：
“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以一萬二千金于天津大觀園戲館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復從天津商會王竹林借十萬金，以為慶親王奕劻壽禮。奕劻、載振等因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龍江巡撫……”
彈劾的焦點是兩條：一、載振接受性賄賂;二、奕劻接受巨額金錢賄賂。
奕劻時年69歲，爵位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親王，職務則兼軍機大臣、外務部總理大臣、財政處總理大臣、練兵處總理大臣于一身，權勢之大，獨步朝廷。敢于彈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聞。
而國人最為關切的，不只是權貴被彈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關鍵“道具”、天津名妓楊翠喜。權貴加上八卦，這樣的狗血劇，才是輿論的最愛。
楊小姐此時為津門明星，月收入800銀元，據此推算，年入9600銀元，折合人民幣約134.4萬元，與如今三四線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時，一品大員的年俸比楊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養廉銀”才相匹配。而楊小姐也并非僅僅拿“包銀”這點死工資，還有尋芳客的其他饋贈，比如首飾之類的奢侈品及高檔用品，單這項應該并不亞于官員的“養廉銀”。算下來，官員們要想與名妓一樣有尊嚴，只有弄權創收才能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
楊小姐與載振部長的愛情故事，據說相識之初還是十分偶然的，卻因載振一見鐘情，而平生是非。
據《異辭錄》記載，此前（1906年）載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東北，返回時在天津拜會直隸總督袁世凱，盤桓數日。某次酒席上，作為主人的道員段芝貴，安排了楊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這場演出中，載振對楊小姐一見傾心。
據說，楊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卻很對載振口味。不過自始至終，楊小姐似乎并未與載振有過什么深層次交往。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于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這等于讓她參與了一次全國范圍內的公關推廣，而且受眾群正是其目標客戶群，不知其出場費因此能上調多少？
送禮人
楊小姐月入800銀元，身價并不低。倘或段芝貴真要將其作為禮品送于載振，“從良”的“買斷”價自然不菲。如果溢價10倍，則需6.7萬兩(約合人民幣1134萬元)，20倍就需13.4萬兩(人民幣2268萬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貴又圖什么呢?
時年38歲的段芝貴，雖然在日本學習軍事的時間并不長，但好歹也算海歸。他并非袁世凱的子弟兵，卻最終能獲得袁世凱的青睞，據說是他在發掘和滿足領導的各種隱秘需求方面，有獨到的功夫。《清稗類鈔》記載：
“袁世凱有妾與其仆通，事覺自殺，仆竊藏而逃，久之不獲。巡捕段芝貴為懸賞，募得之以獻。世凱大喜，贊其才，令捐道員，密疏保薦甚力�！�
這段記載如屬實，段芝貴的發跡就在于幫助領導洗去綠帽子，換來了自己的紅櫻子。被彈劾這年，段芝貴還只是一個捐班道員，最多無非正四品，廳局級干部。這說明，段芝貴進入袁世凱的內圈，時間并不長。而袁推薦他出任黑龍江省長(“巡撫”)一職，至少是從二品的省部級高干，雖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這是超常規的越級提拔，這至少說明，袁世凱對其相當信任和倚重。
段芝貴能得到袁世凱如此提攜，究竟是工作能力、還是拍馬能力？說實話，根據現有的史料，根本難以判斷，而可以確定的只是兩點：一、袁世凱終其一生，用人還是以能力為主，這才將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國政壇中實力和勢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東三省這樣的國家重大戰略上，袁世凱或許可以如李鴻章那樣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
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當時壓倒一切的國家戰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戰爭后侵占朝鮮，在其鼓勵下，朝鮮當局不斷滲透中國東北，公然在僑居中國的朝鮮墾民中推動分離運動，甚至組織軍隊向中國守軍發起武裝攻擊。日俄戰爭后，日本獨霸東北，這種滲透進一步加劇，東北的分離風險與日俱增，也成為列強博弈的焦點。1906年，朝鮮正式請求日本代為辦理對華交涉后，日本立即以“憲兵”的名義向中朝交界處中方一側的間島地區派遣軍隊，在延吉地區公然張貼文告，宣稱延邊為朝鮮領土。（參閱雪珥著作《國運1909》）
為了應對東北地區日益復雜的國際局勢，清帝國決心在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設立東三省總督，及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巡撫職位，并從山東等地鼓勵農民移居東北，嫌棄了“屯墾實邊”的高潮，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闖關東”。
1907年4月20日（農歷三月初八），東三省官制發表，總督為徐世昌，奉天巡撫為唐紹儀，署（代理）吉林巡撫為朱家寶，署（代理）黑龍江巡撫為段芝貴，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國的政府分工中，朝鮮事務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點。李鴻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間，一直主導著中國的朝鮮政策。而袁世凱接任之后，這樣的分工并沒有改變。多年專司，北洋系的朝鮮事務人才自然最為集中，由北洋出掌東三省，順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個清帝國能夠通曉朝鮮事務、有著豐富對日斗爭經驗的，無人能及袁世凱。從23歲（1882年）出道以來，袁世凱在朝鮮足足奮斗了12年，與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其與主要對手日本的抗爭，勝多敗少，因此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
建設東三省，首要任務就是應對日本入侵，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無疑是最好的統帥人才，其在東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何況，其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慶親王奕劻，關系極為密切，并與載振兄弟相稱。
至于段芝貴想當黑龍江省長，根本無需向奕劻、載振行賄。
這個職位的人選，中央絕對不可能繞過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內部物色。段芝貴如果轉彎抹角地勾連載振，不僅繞的圈子太遠，而且等于是拿載振壓袁世凱，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夠資格的同僚，這是官場上的大忌，段芝貴應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凱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袁敢于破格推薦段芝貴，最為合理的解釋，應該不是段芝貴靠“性賄賂”上位，而是其某項才干至少在袁世凱那里得到了認可，袁認為其足以勝任艱巨復雜的黑龍江省長。
搶位子
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趙啟霖一人發起了彈劾，其實幕后有極深的背景。
當時，3個最為著名的御史，結成了一個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時人號稱“三菱公司”。《國聞備乘》記載：“湘潭趙啟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趙炳麟，同時為諫官，甚相得，號稱敢言。京師人爭目矚之，因假上海洋商標記，共呼三御史為‘三菱公司’�！�
這些御史們，統歸于“清流”，而“清流”的領軍人物，是57歲的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協辦大學士瞿鴻禨。瞿鴻禨的實際權力，僅次于慶親王奕劻，兩人明槍暗箭，爭斗得相當激烈。而時年46歲的兩廣總督岑春煊，是瞿鴻禨的槍桿子，與慶親王的槍桿子袁世凱旗鼓相當。
當時的朝中，除了這兩股所謂的“清流”“濁流”激蕩得比較洶涌之外，還有一股以高干子弟們為主的親貴派，及以老干部們為主的騎墻派。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而誰能掌握這場政改的主導權，成為權爭的焦點。
作為李鴻章的衣缽傳人，袁世凱以改革實踐派著稱，多年來他也積極推動政改，甚至說：“官可不做, 憲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憲聲，即是吳樾!吳樾者，即汽車中放炸藥刺端午橋(端方)之人，即是革命黨!”(吳樾事跡，參閱2012年5月7日本報雪珥專欄《被狙擊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沒有閑著，既然務實比不過袁世凱，就從務虛開始，從廣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立憲社團“預備立憲公會”, 由其心腹鄭孝胥出任會長，張謇、湯壽潛出任副會長，搜羅江蘇、浙江、福建的官紳270余人，定時集會，頗具政黨的雛形。
爭奪改革主導權，關鍵還是在于爭奪行政資源。作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國家機關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鋒的焦點。
在這場交鋒中，奕劻、袁世凱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強，建立“責任內閣制”，以內閣取代軍機處(有關軍機處的設立，請參閱本報2012年10月29日《軍機處破解集權命題》)。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凱其實也有不可對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軍機大臣，對中樞的影響有限，而推行責任內閣，與他交好的慶親王奕劻必能出任總理大臣，則其政治空間將大大擴展。
而瞿鴻禨則因現實處境的關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堅決捍衛舊有的軍機處制度。他對袁世凱的勢力日益侵入中樞深為不滿，試圖通過鞏固軍機處，解決“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張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則派遣親信同鄉于式枚，攜帶專門的密電碼進京，建立了瞿、岑之間跨越京穗的熱線，互相呼應。
雙方角力的結果，瞿鴻禨大勝。袁世凱提出的責任內閣制被最高核心否決，軍機處繼續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鴻禨兩人外，其余軍機大臣，如吏部尚書鹿傳霖、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學部尚書榮慶等4人，均調離中樞，另補入大學士世續、廣西巡撫林紹年。世續是滿人，與慶親王交好，而林則是瞿鴻禨所推薦。袁世凱還被迫向新設的陸軍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個師(“鎮”)的兵權，僅僅保留了第二、四兩鎮。
剛從英國公使任上回國的汪大燮，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評價說：“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實欲與瞿同為副總理。其不成者，實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陸軍部已立，而撤北洋兩鎮以歸部，遂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爭奪，在于地方督撫的布局。這一回合，北洋派收獲頗豐：兩廣總督岑春煊調任云貴總督，由袁世凱的親家周馥接任，同時，在新設立的東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勝，囊括了總督、巡撫的所有職位。
岑春煊接到調任云貴的電令，走到上海，稱病不行，中樞無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總督。這回，岑春煊倒是動身了，但從水路到達漢口后，就報告中央，希望能“順道”覲見太后，而且不等回復，就登上了京漢鐵路專車直接北上。
到車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鴻禨的小同鄉、御史趙啟霖。
“官屠”炸彈
從后來的形勢發展看，瞿鴻禨、岑春煊等做了兩手準備：一手是通過岑春煊與太后的特殊關系，進京覲見時給奕劻下眼藥;二是趙啟霖等聯絡御史，從公開渠道發難。
1907年5月2日凌晨，剛剛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單獨接見。
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郵傳部尚書。
郵傳部掌控鐵路、航運、郵政、電報，都是大清國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對于岑春煊的新任命，國際輿論相當狐疑�！短┪钍繄蟆酚浾吣硌�5月14日寫給總部的信中說：
“最近，在同一天里公布了兩個任命，這個帝國的最開明的官員之一被任命為四川總督(趙爾巽)，另一個是代表反動官員的人——雖然我還找不出證明來支持這一看法——被任命為郵傳部大臣(岑春煊)�！�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走奕劻的親信、郵傳部副部長(“侍郎”)朱寶奎。
連著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單獨接見，并進行長時間對話。而在對話中，岑春煊甚至尖銳抨擊政治腐敗和假改革，當然，矛頭所指，正是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抨擊“假改革”的言論，雖然幕后有其所夾帶的私貨，但就其言論本身，卻的確切中時弊。
岑春煊的開炮，給北京的政局帶來了不小的震動。李鴻章的侄女婿、時年33歲的小官員孫寶瑄在日記中記述：
“岑帥之突至，以霹靂手段為政府當頭棒喝，豈不使人可愛，豈不使人可敬？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蕩恐，過吳樾懷中所藏者遠矣!”
晚清官場，岑春煊因為政崇尚嚴猛，經常參劾官員，而號稱“官屠”，與“錢屠”張之洞(指張花錢如流水)、“民屠”袁世凱(指袁鎮壓民亂手段剛烈)并列天下“三屠”。
就在“官屠”岑春煊引爆了他的“反腐炸彈”后，“三菱公司”的御史們也發起了第一輪彈劾。
翻案
趙啟霖的彈劾一上，中央核心即刻下令：“有無其事。均應徹查。著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確切查明。務期水落石出。據實覆奏。”
載振幾乎是立即遞交了辭呈，但被中央拒絕。
但是，同一天中央卻宣布：“段芝貴著撤去布政使銜，毋庸署理黑龍江巡撫。”政治平衡術中，官小的總是被當作砝碼使用。
載灃和孫家鼐趕到了天津，卻發現楊翠喜并不是載振的二奶，而是被天津鹽商王益孫買下，作為外房，并立有“字據”為證，“性賄賂”案子虛烏有；而天津商會總理王竹林也宣稱，自己根本不可能籌措10萬兩巨款，給段芝貴去送禮。
王益孫在天津的報刊上，公開刊登了相關聲明，為自己的小妾楊翠喜正名，反擊“謠傳”。而專案組則帶回了楊翠喜的證詞：
“具呈人楊翠喜，為據實陳明事：竊身向在天仙茶園唱戲，于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間，有王五爺（王益孫）向身母說，允以三千五百元價買，充當使女之用。竊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園停演，于初四日回東安縣。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爺日本租界樓房暫住。于三月十八日歸王五爺住宅服役。所具是實，并無蒙混情弊。為此，叩乞欽差大人查核施行�！�
如此天翻地覆，頗具戲劇性。
查無實據，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詔，痛斥趙啟霖：“該御史于親貴重臣名節所關，并不詳加察訪，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實屬咎有應得。趙啟霖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有趣的是，表面上已被洗刷了嫌疑的載振，在次日(5月17日)再度請辭。
載振的這次辭職，馬上得到批準。上諭對其褒獎有加：
“載振自在內廷當差以來。素稱謹慎。朝廷以其才識穩練，特簡為商部尚書，并補授御前大臣。茲據奏陳請開去差缺，情辭懇摯，出于至誠。并據慶親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懇，具見謙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請。載振著準其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體。現在時事多艱，載振年富力強，正當力圖報效，仍應隨時留心政治，以資驅策，有厚望焉�！�
這其間，據《異辭錄》載，似乎新入軍機的世續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時年52歲，“在滿人中素著忠悃”，與慶親王關系不錯。他擔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則“徒苦老慶，于滿人無利”，顯然，這是頗講政治的顧慮。當慈禧前往頤和園，在萬壽寺稍憩時，召世續單獨見面，世續巧妙地透露說，岑春煊其實與慶親王有私怨。這點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對岑春煊開始疑慮。
主管查案的載灃、孫家鼐兩人，載灃時年才24歲，并無什么經驗閱歷，世續勸他少蹚渾水,一切聽孫家鼐的。
孫家鼐此時卻已80歲，“年事老矣，畢世在京，久直毓慶宮，于宮庭知之頗悉”，深知江湖風險。孫家鼐認為此案即便坐實了，對慶親王和袁世凱也無大礙，反而會給眾人種禍。后世因此懷疑，該案并非查無實據，而是孫家鼐“難得糊涂”了一把，沒有認真查。
孫家鼐的考慮，的確是講政治、講大局的。慶親王畢竟是“與國同休”的親貴，連他的貪腐都要查，這個政權就連“自己人”都沒有了。慈禧太后并非不知道慶親王的貪腐，王府每年的開支超30多萬兩（約合人民幣6000萬元），與慶親王的正常收入明顯不符，至少可以問個“巨額財產來路不明”的罪名。
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連《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market)，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據說，在該案中，慈禧太后曾當面責問慶親王：“汝為財耳，國亡，財于何有!” 《異辭錄》因此感慨，太后的話真是王道之言，“惜未能發其聾而振其聵，悲夫!”
兩派相爭的第一輪結果，載振和趙啟霖都丟了官。載振烏紗帽的含金量大大超過趙啟霖，只是下臺方式體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還是贏面更大。
御史們并不想見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趙炳麟出場，在5月19日上疏，認為：“處此時勢，大小臣工皆應勸善規過，共濟時艱，倘敢言之諫臣嚴加屏斥，臣恐言路閉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對于段芝貴之案，他說了大實話：“臣早欲具折糾參之，則無真實之憑據;不參，又不能上對君父，下對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于病。及見趙啟霖糾參，益欽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顧忌，不如趙啟霖之不顧處分。今則如臣之多所顧忌者，獨留于朝;如趙啟霖之不顧處分者，罷職而去，謂立言官之謂何?將何以作其氣耶?他日，倘有權奸干國，賄賂公行者，誰復為之直言極諫耶?”
他還以辭職相逼：“倘以臣言為朋比，則臣實無面目以立于朝，亦將還冠帶于陛下，辭我皇太后、皇上而歸田里矣。”
4天后(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擊，認為載灃、孫家鼐的調查報告有不少疑點，要求重新調查。
他把矛頭指向了鹽商王益孫，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藝界女伶的法律。王益孫畢竟不僅是商人，還是兵部的候補郎中，當然也算領導干部，迎娶歌妓的行為違法。
反擊
一直處于守勢的北洋派，終于完成力量集結，開始反擊。
5月27日，慈禧單獨召見奕劻。奕劻指出，兩廣軍情緊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議岑春煊回任兩廣，慈禧同意。其實，慈禧此時也有點厭倦岑春煊，試圖以此平衡兩派之爭。
岑春煊雖不愿意，但朝命頻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繼續稱病觀望。
隨后，在袁世凱支持下，御史惲毓鼎向瞿鴻禨發難，公開彈劾其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身為堂堂軍機大臣，瞿鴻禨竟于當日被逐出軍機，勒令退休。
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擊，是因為她確信了瞿鴻禨的確在幕后有所串聯。
報道“二奶”反腐案 “搏擊最力”的媒體，當屬《京報》。該報創刊于當年的3月28日，其主編汪康年當年在浙江鄉試錄取時，正是瞿鴻禨當的考官，因此有師生之誼，關系一直十分密切。
此次權爭中，汪康年利用其媒體平臺，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時洛陽紙貴。不過，這也直接導致了報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締。
瞿鴻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無忌憚地運用媒體作為投槍和匕首。媒體的集體狂歡，看似在呼應他，卻實際上激起了高層的反感和警覺，反而幫了他的倒忙。
如有革命黨背景的《神州日報》，也于該年4月2日在上海剛剛創刊，于右任擔任社長(“經理”)，楊毓麟任總主筆。楊毓麟從5月18日至24日連續發表評論，狂轟濫炸：
“楊翠喜，以一女優而為釀成政界恐慌……”
他認為：
當朝權貴“納賄之術，為途亦多……乃至買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歡娛，承貴人之顏色。封疆之寄，賤于俳優;節鉞之榮，售于奩鏡�！�
顯然，這樣的言論，當局自然是聞之逆耳的。
在御史們的集體壓力下，北洋派對趙啟霖放了一馬，中央于7月16日發布上諭：“已革御史趙啟霖，著加恩開復革職處分。”而對岑春煊，則窮追猛打。
岑春煊為了積累爭奪政改主導權的實力，此時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相當密切的聯絡，梁啟超甚至專程回國面談。而袁世凱釜底抽薪的高招，就是偽造了岑春煊與康、梁等人的合影。這張假照片，加上諸多的真情報，導致了慈禧太后痛下決心，罷免岑的職務。8月12日，中央諭令開缺岑春煊，一個封疆大吏，就這樣在政爭中被淘汰出局，這是其在發動“二奶”反腐時，絕對沒有想到的結局。
史稱“丁未政潮”的這場風波，轟轟烈烈了幾個月，隨即偃旗息鼓。但是，一個極其強烈的信號卻傳遞出來了：
大清國的腐敗，已經與改革血脈相連，并且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為改革攻堅戰的政改，也被當作了黨同伐異的機會，無論哪一派莫不如此。這正是大清國改革的最尷尬、最吊詭、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多年后，著名作家張伯駒（其父張鎮芳，為袁世凱的表弟，與段芝貴相熟）寫下如此詩章：
買贈佳人金屋嬌，
封疆摧任氣何豪。
啟霖多事煞風景，
卻上彈章拆鳳巢。
其實，在類似的折騰中，被拆的何止是藏嬌的鳳巢，而是帝國的大廈……（中國經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