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元前209年陳勝如此鼓動他的伙伴起來舉行反秦暴動的時候，這位青年農民沒有料到，他這句話竟成了五年后一個新起的帝國特色的預言。
那個繼秦而起的帝國，國號稱“漢”。它與秦帝國的一個很大區別，就是創業的領袖人物，從皇帝劉邦到將相大臣，大多數出身于底層的平民或小吏，所謂“布衣”。
漢帝國的建立，也不同于秦帝國以一個諸侯國征服其他諸侯國，而是通過平民造反，自下而上推翻統治的政府，然后互相兼并，重建所謂大一統的權力中心。漢代儒者已附會這種政權更迭方式，相當于《周易》說的“湯、武革命”。
問題在于，劉邦和他的對手西楚霸王項羽一樣，“革命”的目的,無非要“取而代之”，即推翻秦朝皇帝，自己“受命”(接受“天命”)做皇帝。既然如此，“漢承秦制”，同時也像秦始皇征服六國之后一樣，立即面對一統帝國怎樣實現“安寧”的難題，都是順理成章的。
所謂漢承秦制，意味著劉邦和他的布衣將相集團建立的權力機制，對秦朝的中央集權的君主體制，“因循而不革”，但起初作了精簡，所謂“隨時宜”。
一個引人注目的改變，就是分封同姓諸侯王。這是秦始皇一再拒絕的措置，而死謚漢高祖的劉邦，卻以為將自己的子侄派到重要地區建國稱王，便像人體有股肱，朝廷有危難，可以群起救助。
不料劉家的那班無賴兒郎，做了諸侯國王，多半就成割據勢力，甚至想造反做皇帝，反而表明當初秦始皇贊同李斯反對封皇子為諸侯王的意見時說得不錯：“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以有侯王”，所以立自己的兒子做諸侯王，也等于“樹兵”。
給布衣將相定禮儀
人們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還在清末，著名學者章炳麟(太炎)便已考證，秦統一前很久，便推行反智論的文化政策，禁毀私人圖書就是表征，而秦始皇晚年在咸陽坑殺反對他的諸生四百六十余人，主要是術士，因為古稱術士為儒，所以也稱“坑儒”。事實上秦朝設置的博士即皇帝的顧問官，涵泳各派學者，其中包括孔子以后的儒家，例如在秦二世即位后仍為博士的叔孫通。
或許受到秦朝反智論的熏陶，出身布衣的漢高祖劉邦，“革命”尚未成功，便憎惡儒生，留下一串行為藝術式的故事。最出名的一則，就是“溺儒冠”，見了儒生，就摘下其人帽子往里撒尿。
他在楚漢戰爭中漸居上風，也使“良禽擇木而棲”的各派文士投奔漢營。善于投機的秦博士叔孫通，即在換了將近十個主人之后，向漢王投降。
據《史記》，叔孫通帶了“儒生弟子百余人”跑到漢營，一見劉邦對他的儒服表示厭惡，再見就換上楚國平民常穿的短衣，贏得新主喜歡。他又專向漢王推薦“故群盜壯士”，使劉邦更賞識，于是官拜博士，成為漢開國初的首位文化顧問。但他最大的成就，要屬替大漢帝國“起朝儀”。
原來，漢高祖五年(202 B.C.)一貫堅持“斗智不斗力”的劉邦，利用韓信指揮的大軍攻殺西楚霸王項羽，轉身又乘韓信不備而奪其軍權，于是成為秦楚之際群雄逐鹿的最后贏家，迫不及待地在軍中登極稱大漢皇帝。
史稱漢高祖的這位沛縣布衣，沒有想到同為無賴出身的昔日兄弟，那樣不懂規矩�！叭撼硷嬀茽幑�，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弊钍剐氯位实垅鹑坏模蛟S還是他的主要謀臣張良，評論群臣爭功的一句話：“此謀反耳�！本褪钦f皇帝起自布衣，卻對追隨造反的群臣封賞不公，當然會相聚再度謀反。這使皇帝嚇得不輕，趕緊當眾將平生最憎恨的一名同鄉封侯，總算壓服口聲。
不過朝廷的秩序混亂如故。早在揣摩君心的叔孫通，以為機不可失，向皇帝進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愿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贬槍实墼鲪喝寮抑Y繁瑣的心態，他保證決不復古，“臣愿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于是皇帝指示“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難為了叔孫通。他用一年多時間，東赴魯國物色禮樂專家，遭魯兩生奚落也不顧，西返長安又以儒生弟子不斷實習。最后匯聚諸侯群臣作首場朝儀表演，效果甚佳，“竟朝置酒，無敢歡嘩失禮者”。不待說皇帝龍心大悅：“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又不待說叔孫通的儒生弟子都加官蒙賞，歌頌說“叔孫生誠圣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這是秦亡后儒家在漢朝宮廷政治中首次嶄露頭角。近百年后，司馬遷回顧漢高祖七年(200 B.C.)這段制禮作樂史，嘆曰：“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結語引用《老子》學說，是否表明司馬遷認為叔孫通在漢武帝時代被稱作“漢家儒宗”，大有儒表道里的嫌疑呢?
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漢高祖死，漢惠帝立，接著相國蕭何死(193 B.C.)，他的政敵曹參繼位，卻意外地體現了“蕭規曹隨”。當然表現形式乃曹參位居相國，卻標榜恪守《老子》的“無為”學說，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越多攪動則小魚越爛。因而上上策是相信人事必定合乎天道，應該聽其自然。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最好的辦法就是消除民眾因饑寒而難治以致輕死的根源。
中世紀中國列朝的政論，每說楷模為“蕭規曹隨”，毛病就出在以“曹隨”掩飾維持腐朽政治的現狀，而不聞“蕭規”即政體創始的由來，就是歷代的蕭何們，替本此后設計的政軍財文體制，合理與否可不論，合理與否可不問，只要屬于開創，便墨守其規，“遵而勿失”。
自漢至清的歷史表明，如蕭何那樣的當國行政首腦，在王安石以后幾成絕響。而自命蕭規曹隨的權相，如兩宋的蔡京、秦檜，以至明清的申時行、和珅之類，有誰不是仰承專制君主的鼻息混日子呢?對于百年來海內輿論不斷掀起的宰相崇拜，也許隨著未來必有的檔案揭秘，可能終有真相大白的日子吧?
不學有術而“為漢儒宗”
叔孫通迎合漢高祖的權欲，先晉升太常，主管帝國的宗教文化事務，繼拜太子太傅，即儲君的首席教師�？磥硭傻貌诲e，相傳漢高祖晚年要廢太子，首先以死相爭而使漢惠帝保全儲君地位的，便是叔孫通。
不過徒兒成為皇帝，似乎沒給老師帶來光榮。他又回任太常，顯然那是蕭何、曹參，以及周勃、陳平等丞相能允許文人學者主管的唯一政府部門。
漢初比秦朝更重武輕文，按照軍功配置政府大臣位次，成為習慣。但正如辯士陸賈批評劉邦的反智論時所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要使帝國得到治理，需要各種專業人員。于是后稱太常的奉常，一個在秦朝設置以主管宗廟禮儀的部門，到漢初便成為文職專家最為集中的部門，宗教祭祀，音樂舞蹈，宮廷飲膳，天文歷算，占星卜筮，醫藥衛生，土木建筑，采銅鑄錢，乃至集市管理，水道疏通等等，無不包攬。當然它的首長也非資深文士不可。
顯然，曾任兩朝博士的叔孫通，官拜奉常，必定設法增立作為屬官的博士。他大約死于惠帝末(188 B.C.)。據《漢書》，漢初博士已經“員至數十人”�？梢酝浦渲斜赜性偃畏畛２⑴c惠帝保持密切關系的叔孫通的作用。不待說，他不會改變博士官“掌通古今”的顧問職能，更不會改變博士官由道墨儒法名陰陽各派學人并存的現狀，否則就稱不上“知當世之要務”。
怎樣使“天下無異意”？
由漢高祖贊賞叔孫通制禮而使他嘗到了做皇帝的尊貴滋味，已泄露這個帝國需要怎樣的文化體制的“天機”，那就是這個體制必須保障“天子”以君主兼教主的權威，需要學習秦始皇的“君人南面之術”。
秦始皇的思想很混雜，凡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概括的秦漢間的流行思潮，在這位始皇帝的言行中都可找到蹤影。惟有一統之后應用的“帝王之術”，他接受李斯的一句話，卻終身力行。這句話見于司馬遷的《秦始皇本紀》：“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所謂安寧，原是古人給冬天起的別號，形容嚴冬呈現的萬物寧靜氛圍。這很合乎秦始皇自命水德而代天司殺的期望。
李斯將他欲達目的的實踐手段，所謂“申、韓之術”，即法家申不害、韓非所論統治術的精髓，歸結成使“天下無異意”一語，也就是不許臣民有個人意志，一切想法都與皇帝保持一致，猶如寒冬出現的萬物和諧不爭的氛圍一樣。始皇帝于是不僅“急法”，而且燒書愚民、神道設教，想方設法禁絕“異意”的萌芽。他失敗了，正如民間假托神諭所說，“始皇帝死而地分”。
按照邏輯，漢初布衣將相造反起家，應該以史為鑒，或者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但漢高祖才登極，便為沒有得到他曾仰慕的秦始皇那種“大丈夫”的半神待遇而苦惱。他曾通過呂后散布神話，說他是他媽與黑龍交配所生的龍種，又說他未發跡時避罪逃亡所至之處便有祥云護頂云云。怎奈他的從龍功臣不信，為權力分配起哄，如張良警告的想“謀反”。
到底叔孫通有見識，懂得造神必先造圣，及時給無賴皇帝設計彰顯“天子”的威儀。當然，新權威得以樹立，還是由于在先皇帝已通過擒韓信、囚蕭何，對那般布衣將相示威，暗示誰反對今上誰就沒有好下場。
不過那是東西方都將獨裁君主奉為神之子的時代，劉邦出身卑微，竟在秦末群雄逐鹿得掎鹿角，而且在窩里斗中不斷以弱勝強，令他的政敵盟友都以為他得天助。他是否得知秦亡由于變生肘腋，始皇帝幼子竟與趙高、李斯內外勾結，矯詔殺害太子和元帥而篡奪帝位，尚不清楚。
但他死前要更換太子，目光盯住呂后，表明他已知帝國繼統最大威脅來自家族內部，來自他的皇后呂雉的外戚集團。他死了，結果如他所料，政權落入呂后之手。但呂后繼承他的先例，排斥異己，反而導致隨劉邦造反，致身漢相的周勃、陳平等，乘呂后老死即發動軍事政變，實現“安劉”。
類似故事在中世紀中國多次重演。我曾這樣描述：“從秦帝國建立到清帝國滅亡，朝代更迭雖多，政權分合雖頻，共同的統治形式都是君主專制，因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共同的關注焦點，便是如何保證這個專制體制穩固與擴展的‘君人南面之術’，在西漢中葉后即司馬遷首先揭示的‘以經術緣飾吏治’。”
這里不擬重述我對西漢武帝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過程的歷史考證，只擬略陳拙著《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的五點結論：第一，所謂罷黜百家的范圍，起初限于作為皇帝文學顧問的博士官；
第二，涉及皇帝顧問的這項人事變動，針對的是漢初在統治文化領域內居主流地位的黃老學派，后者其實是“漢承秦制”的所謂刑名即法術的變相延續；
第三，司馬遷描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表明在著《史記》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生活的漢景帝、漢武帝交迭時代，政教領域內黃老和儒者兩派互相貶斥已公開化；
第四，漢武帝于建元元年(140 B.C.)登極年方十五歲，急于控制朝政的王太后之弟田蚡，首次借“隆推儒術，貶道家言”為題，打擊太皇太后竇氏為首的老外戚集團，被竇氏反擊而失敗，表明儒術獨尊無非是新老兩個外戚集團爭奪權力的體現；
第五，建元六年(135 B.C.)竇太后死，漢武帝用田蚡做丞相，也是報復祖母竇太后的壓制，“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并廣招“文學儒者”，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上于竇太后死的次年元光元年五月。那性質只可說是對既定方針即博士官專用“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的必要性論證。因而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沿用的傳統寫法，所謂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倒果為因，不合歷史實相。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
董仲舒不是所謂儒術獨尊的始作俑者，而他的學術由來也疑未能明。《史記》作者司馬遷做過他的學生，卻只在《儒林列傳》中給他寫一短傳，僅說他是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其傳公羊氏也”。
百年后《漢書》給他立傳，除全錄“舉賢良對策”，于他的生平和師承等沒有提供更多資料，僅在同書劉向傳內，提及他于漢元帝初被某些儒者說成“為世儒宗”。時隔千年，北宋出現署名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當時已有人疑為偽作;今本乃清四庫館臣由明初《永樂大典》輯出，也未能斷定是否董著。
有一點似無疑義，即董仲舒首開了“以《春秋》決獄”的先例。獄指重大的刑事案件，特別是所謂犯上作亂的罪案。漢初蕭何依秦法制定漢律。到漢武帝時代罷黜黃老刑名學派，便意味著判決刑獄，也不能公然引用商鞅、韓非的法術理論，辯護定罪的道德與法的合理性。
董仲舒率先從“儒術”的角度作出解困的詮釋。他說“孔子之術”體現于《春秋》，而孔子晚年創作的這部編年史，文字形式雖講“三世”，即孔子所見所聞所傳聞的魯國三個時代，內容卻蘊含著無數“大義”，也就是處理天地人一切關系應該遵行的根本道理，但孔子以為不便說明，于是將那些大義私下口授給晚年的心腹弟子。
這樣的悄悄話稱作“微言”，它起先在孔子再傳弟子公羊高的家族內部代代相傳。輾轉口授至漢景帝時代的公羊壽，便與齊人弟子胡毋生著于竹帛，就是《公羊春秋》。董仲舒自稱“傳公羊氏”，深知傳中“微言大義”如何體現法典意義并古為今用。
例如《春秋》記“弒君”三十六起，有的非事實，像昭公十九年先記“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繼記“葬許悼公”。既說“弒”，則肯定許君為臣所殺；又說“葬”，則明白否定許君死因并非吃了其子所進的藥。
《春秋》三傳都注意到孔子的措辭矛盾。唯有董仲舒，堅稱一個“弒”字，表明孔子作《春秋》的最高原則在于“誅心”，由此引申出只要追究臣子對君父有二心，哪怕沒有明言，僅僅在聆聽君主指示時囁嚅不表態，也可原心定罪。
這給漢武帝重要的酷吏張湯很大啟示，重用董仲舒一派儒生，在漢律中增入“誅意”、“反唇”的可怕條例。繼起的酷吏杜周，更露骨地宣稱皇帝的旨意便是法律，“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這表明當時標榜“獨尊儒術”，其實是自稱“明于《春秋》”的董仲舒一派儒生，假借伸張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迎合君主一體化的取向，與權力運作相配合，也就是“通經致用”。
所謂“通經致用”
“通經致用”并非董仲舒的發明，至遲在戰國，道儒墨法各學派，都借用紡織工藝稱貫串織物的縱線為“經”的術語，將體現本派宗旨的言論著作喚作“經”，而將利用經說指導政教實踐，比作城邑的通衢大道，稱為“術”(術)。各派都標榜自己的經術具有普世價值，只要因時制宜，贏得尋求安寧術的君主付諸施行，便可實現“天下無異意”，也就是“通經致用”。
所以，秦漢間統治術凡三變，由法術、黃老術到儒術，共同取向都在肯定與時俱變的君主統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但論證的重心卻由秦始皇的“急法”，“漢承秦制”的“無為”，而到漢武帝構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邏輯變異，都具有合理性。就是說，“通經致用”本來是秦漢間相繼占領統治思想舞臺中心位置的法道儒三家所唱的同一基調。
可疑的是董仲舒。雖說司馬遷稱道董仲舒“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但迄今的經學史家，仍未證實董仲舒師承漢武帝時《公羊春秋》大師。董仲舒是否與胡毋生同習《春秋公羊傳》?天知道。但漢武帝建元六年(135 B.C.)宣布“獨尊儒術”， 董仲舒卻拔得賢良對策的魁首，留下漢武帝此舉與董仲舒天人三策相關度的不解之謎。
同樣，今本《春秋繁露》是否董仲舒遺著？《四庫全書》編者已不敢肯定，二百年歷朝主流學者，據此書對董仲舒的經學大贊或大批，同一荒謬。只有清末章炳麟太炎謂“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教皇也”，于史有徵。
史稱董仲舒晚年解答酷吏首領張湯的司法疑難，“作《春秋》絕獄二百三十三事”，通過程樹德輯佚，可見大概。最令人吃驚的是他穿鑿歷史，找出孔子作《春秋》恐嚇亂臣賊子的“微言大義”，核心在于“誅心”，就是說對于漢武帝的獨斷，非但公開諫諍屬于“犯上”，連內心有話不敢明說，只是嘴唇動一動，所謂“反唇”，也判死罪，稱之為“誅意”。
據董仲舒提供的“《春秋》決事比”，說是孔子作《春秋》，寫到許國世子向病重的許君進藥，沒有親嘗，而后許君死了，于是大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列為《春秋》所記“弒君”三十六起的一例，定罪依據即“誅心”。
單憑推論居心，便可以判處死罪，猶今人所謂“罪行不在大小，關鍵在于態度”。就是說將你抓進監牢，你辯稱無罪，也就犯了態度罪。不信領袖永遠正確，豈非表明你內心早有“犯上作亂”的潛意識么?難怪董仲舒死后身價日增，“為漢儒宗”。
可惜董仲舒學孔子不到家。據《論語》，孔子不談“性與天道”，“敬鬼神而遠之”。但晚年作《春秋》，對于天變，大如日蝕，小如蝗災，都逐一詳記，似乎又表明他篤信天人交感，卻不明說，真是“圣之時者”，于當代人事無所不通。
董仲舒就有點傻，迷信孔圣句句是真理，總在穿鑿經文的“微言大義”。比如《春秋》記日蝕三十六次，弒君也三十六起。兩個數字重合，是偶然嗎？但董仲舒猜測必為孔子的隱喻，示知天人感應原理，凡人事出現偏差，天文就出現反�，F象，所謂災異，表示“譴告”。
由于孔子本人沒有留下天人交感的說教，秦漢法儒共同尊崇的宗師荀況更明言天人相分，因而董仲舒只能乞靈于秦始皇提倡的陰陽五行學說。倘若相信《春秋繁露》真是董仲舒論著匯編，那就不能不同意清末章太炎斥其為“神人大巫”的酷評。
我不信《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作品結集，卻以為程樹德《九朝律考》內輯錄的董仲舒《春秋決事比》佚文，表明此人死后身價日漲，“為漢儒宗”，絕非偶然。因為他在漢代開啟了“通經致用”的新傳統。
漢武帝和公孫弘
自秦漢到明清的帝制中國，皇帝身兼君主和教主，權力可能被僭奪，卻缺乏有效的制衡，因而總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所謂人治。
漢武帝就是顯例。他在位五十四年(141B.C.-87 B.C.)，專權四十八年，這兩項紀錄，過了一千七百三十五年，才被滿清的康熙皇帝打破。他由親政到去世，專制權威受到的最大挑戰，來自他本人嗜欲多變的品格。有人說他愛好儒學，那是混淆“學”與“術”的概念。他同意博士官變成五經家的專利，儒學也改稱經學。
可是在以后四十多年里，表明他對經學有興趣的事件，只有兩則，一是向“以古法義決疑獄”知名的經學家兒寬，“問《尚書》一篇”。一是他主持了一場辯論，《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兩家，誰對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解釋更有精義。他真感興趣的，是儒術即經術。這由他對董仲舒和公孫弘的區別對待，可見一斑。
由《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詳述上大夫壺遂的對話，可知《公羊春秋》已成漢武帝推尊“儒術”的首要經典，有“憲法”效力。依靠它致位公侯的一個名人，就是公孫弘。
這個甾川國(今山東昌樂東)的牧豬貧民，四十多歲才學了點“《春秋》雜說”，卻獲得“曲學阿世”的名聲。漢武帝元光五年(130 B.C.)年過七十再次“舉賢良文學”，對策吁請皇帝重“術”，被武帝從最末名拔置第一名，拜為博士。
他更表示生活節儉，事母盡孝，卻宣揚“人主病不廣大”，窮奢極欲才算君主，而且每逢朝廷會議，只提不同的可行性意見供皇帝選擇�！坝谑翘熳硬炱湫卸睾瘢q論有馀，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這越來越討皇帝歡心，不顧大臣說他“多詐”，將他由御史大夫(副丞相)提升丞相，封平津侯。
除了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公孫弘又很會利用皇帝信用來給依附他的儒者謀取權力。他建議“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并設計一套選拔、受教、考試和按成績授予官職的方案，得武帝認可，“著為功令”。那時五經博士已成儒家禁臠，但職能仍為待詔金馬門以備咨詢的文化顧問。
自從公孫弘新定法令，增設博士弟子員，作為候補文官，從授業、考試、分等乃至罷黜的權力都由五經博士控制，這就意味著博士的職能擴展到文官教育。公孫弘死于元狩二年(121 B.C.)，那以后至漢武帝末，不過三十年，司馬遷就記載：“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公孫弘是著名的偽君子，媚主固寵，不學有術，搞陰謀詭計陷害學問才干都勝過他的董仲舒、主父偃、汲黯等大臣，因而生前死后都很少有人說他好話。他迎合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態，設計用“祿利之路”招誘全國優秀青年趨向“儒術”，乘機將五經博士由顧問官變成教育官，導致“儒術獨尊”體制化，出現所謂明經術便“取青紫如俯拾芥耳”的悠遠效應，或許是他沒有料到的。
但漢武帝一時沖動，宣布自己也不真信的由六經體現的孔子儒術，應該作為衡量意識形態是非的準繩，隨即又不斷以尚武、封禪和重用方士求長生等行為，自我否定。因而他是否如秦始皇獨尊法術，漢文景二帝標榜黃老術一樣，使所謂獨尊儒術也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轍，便很難說。
他批準公孫弘的建議，把候補文官的教育權和選拔權交給五經博士，可能也沒有預想到它對文官體制帶來怎樣的“更化”效應。但歷史表明，這效應不限于兩漢，一直到清末才被迫廢止的科舉取士體制，都以它為濫觴。
恰在廢科舉的光緒三十一年(1905)，曾因擁護戊戌維新而被清廷交地方官管制的經學史家皮錫瑞，卻為公孫弘辯護，說是在漢武帝時代，既不尊師，也不重儒家之道，“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這無疑認定欲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百年來此說猶如幽靈，時時閃現，豈不值得反思?
孔子門徒和漢代皇商
西漢帝國延續了二百十四年。它在漢武帝時代臻于極盛，也如登山，到達頂峰便是下坡的開端。
作為帝國的第六個君主，漢武帝繼承的政治遺產是豐厚的，國庫里堆滿了糧食和錢幣，郡縣和諸侯國大致平靜，首都長安已成當時世界最繁華的城市。假如這位皇帝，像他的祖父文帝和景帝一樣，除非迫不得已，便維持現狀，那他更有可能成為“太平天子”。
真所謂形勢比人強吧？內有天災，外有“四夷”，黃河泛濫總使中原農業地區鬧饑荒，北邊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總在牽動長安的神經。登極六年才擺脫祖母控制的漢武帝，年輕氣盛，決定北征匈奴，南討閩越，同時收拾西南夷。
他在軍事上節節勝利，將帝國疆界擴展到秦帝國的一倍以上，代價也是沉重的。非但耗盡國庫資源，還激怒了底層民眾，迫使他在臨終前兩年下詔承認窮兵黷武錯了，“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這就是著名的“輪臺罪己詔”。
從秦始皇以后，到這時已歷兩朝八君一百三十二年，而作為皇帝下詔罪己，公開承認自己推行數十年的一項基本政策，效應是禍國殃民，這要算破題第一遭。
其實，漢武帝不斷為開疆拓土而發動戰爭，也如同時代而稍后的愷撒及其繼承者以軍事征服建立起巨大的羅馬帝國一樣，把中國相互隔絕并總在爭斗的不同族群，統一到文明先進的中央政權的管理體系之中，歷史作用并非只是負面的。
這也正像漢武帝根據公孫弘的建議，作出由五經博士實施候補文官教育的決策，在將官僚制度變作意識形態控制工具的同時，對于帝國文官整體的道德文化素質的提升也有促進作用，至少那以后的郡縣官員不再出現文盲，頗有自己守法又通過辦學以教育促安寧的能吏。
倒是漢武帝晚年的“罪己”詔所回避的三點，也就是導致帝國走下坡路的主要罪過，無論當時還是后世，都起著惡劣影響，即皇帝率先聚斂財富、破壞法制和任人唯親。
除了連年征伐“四夷”、安置流民等所需的龐大經費，漢武帝個人建筑宮室、外出巡游和封禪求仙，奢華程度都勝過秦始皇。因而他親政不過十多年，便將父祖積累的財富揮霍一空。元狩四年(119 B.C.)，天災人禍造成關東流民多達七十余萬，乃至人吃人，各地不斷出現暴動，嚴重威脅帝國穩定，政府卻因國庫空虛，無法賑濟。這時漢武帝及其政府，急中生智，采取的對策，一是造皮幣，二是造假錢，三是搞專賣。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禁苑即上林苑，是漢武帝圈占首都長安附近土地設置的私人獵場。少府即管理皇帝私有財產的機構，控制全國森林礦藏荒地和湖海水產資源提供的稅收。漢武帝命其管家，將上林苑內的白鹿剝皮分割，強迫諸侯出資購買小塊鹿皮，抵充他們按等級向皇帝貢獻的年金，等于諺所謂“空手套白狼”。
據漢史，一塊長寬各一尺的白鹿皮幣，價值制錢三十萬。同樣，漢初行銅錢。大致以銅七錫三比例合成的青銅合金，以每斤十六兩計，可鑄一枚當百的制錢六千文。而漢武帝的少府，在錫中摻入微量白金及純銀，鑄半兩錢，就當原行銅錢三千文，而重僅其十分之一的龜錢，也當銅錢三百文。
如此通貨膨脹，所贏實利，更多于皮幣，卻都歸于皇帝的私人財庫。少府吐出多少賑濟災民？史無記載。有一點無可置疑，即由皮幣和劣幣這兩項榨出的民脂民膏，絕大部分化作皇帝及其后妃子女外戚的奢侈淫亂的生活資源。漢武帝還是儲君的候選人，就敢許諾其姑母，若娶表妹，“當以金屋貯之”。出自《漢武故事》的這則傳說，或非史實，卻映現漢武帝肆無忌憚地榨取人民血汗以供皇家驕奢淫逸生活的財富由來。
因而，漢武帝面臨國庫空虛，很快打商人的主意，也不奇怪。漢高祖和他的布衣將相，大都出身農村和小城底層的流氓，對似乎以投機取巧取富的商人，因妒致恨。這由漢高祖將商人列為四民之末，“重租稅以困辱之”，可見一斑。
但隨著帝國一統，不同地區的物資交流不可遏制，而首都長安更是如向達《唐代長安和西域文化》描述的，那海內外萬商云集，可追溯到漢代。迄今學界對于漢代重農抑商的國策，津津樂道，卻罕有學者注意司馬遷早對同時代的漢武帝這項政策的儒表法里的悖論，做過深刻揭露，明論見于司馬遷的《貨殖列傳》。
就我寡聞所及，在公元前一世紀世界史學名著中，沒有一種可與《史記》爭勝。尤其是《貨殖列傳》，對于中世紀世界商人在溝通中國與內外世界交往中的作用，所作歷史描述和價值判斷，其確切與超前的程度，迄今仍為中國的經濟文化論者望塵莫及。
就說孔子怎么生前到處碰壁，死后卻聲價暴漲，據司馬遷說，那秘密就在孔子七十七名高足之中，出了大名端木賜而以字著稱的衛國商人子貢。此人似乎早知孔子可以奇貨可居，在孔子生前便吹捧他好比無法攀登的太陽、月亮。
在孔子死后，又在老師墓前搭草房居留六年，超過孔子倡導的為君主生父服喪三年之倍。在韓非描述的孔子死后“儒分為八”的歷史陳述中，找不出子貢學派的蹤跡。但由司馬遷的《仲尼弟子列傳》《貨殖列傳》和戰國間有關傳記的描述，可知子貢不僅認可孔子的“學”，更認可孔子的“術”。
我曾指出中世紀中國的儒家史，特色是“學隨術變”，而以術導學，也就是標榜承襲師說，但在現實生活中與時俱變，為個人和宗派謀取名譽、權力和財富，那先驅應稱子貢。
據《論語》《史記》，子貢入孔門，位列言語科即外交學科的次席學長，排名宰予之后。但在孔子晚年，他的學問才具，越來越受孔子賞識，而且不僅供養老師，還給老師送終。司馬遷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都不忘描述子貢是孔子生前的高足。
而在《貨殖列傳》中，稱道曾助越王勾踐復仇的謀士范蠡，功成身退，隱名經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這位陶朱公，便是子貢的前輩。區別是范蠡先從政后經商，子貢則先是商學兩棲，繼而通過抬高孔子以抬高自己，因而在孔子死后，游說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但他無論從政經商乃至治國，都歸功于孔子教導。“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這是歷史事實，沒有子貢在孔子生前死后，堅持宣傳乃師為“天縱之圣”，那么孔子有沒有可能如其師老子，其先輩左丘明一樣，成為“五四”時代錢玄同、顧頡剛者流“疑古”的否定對象，便很難說。
但歷史表明，終究由于子貢因財得勢，頑強地宣傳孔子繼周公而優入圣域，孔子也因而“得勢而益彰”，終于成為效法子貢游說諸侯而暴得大名的孟軻，所頌揚的“圣之時者”。
由子貢到孟軻，百余年間孔子由無名到有名，由“將圣”到成“圣”，即與伯夷、柳下惠并稱古圣，然后到漢武帝“罷黜百家”，在文教領域內成為“獨圣”。那奧秘直到清末，無論鼓吹孔子“改制”的康有為，還是宣稱孔子作為史學家堪與西漢末劉歆比肩的章炳麟，仍屬未發之覆，迄今還是沒有論定的問題。
六經效應的正負面
想方設法促使“天下無異意”，可說是中世紀列朝的君主或僭主的共同追求。據說，漢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他選擇了定儒學為國教，用利祿引誘人民只讀孔子儒家的經書，于是實現了思想統一。
這說法不合歷史實相�！叭鍖W”早在孔子死后便出現分裂，戰國的孟軻、荀況，誰是孔門正宗？叔孫通、董仲舒在漢代都稱“儒宗”，都自命“知當世要務”，誰的一套可稱“國教”？漢武帝是否“獨尊儒術”，古往今來有爭論，但他感興趣的是儒術或稱經術，而非儒學或稱經學，他更把儒術或經術當作文飾自己措施的手段，好比給衣襟縫上花邊，這豈非漢代學者已揭露的史實?
不寧唯是。說到漢代經學，上世紀初葉的皮錫瑞、周予同，早由經典傳授和詮釋的角度，系統揭示它內部有今文學和古文學兩大派，即使同一種經典，在同一學派內部的文本依據和意義理解也很不相同，并且爭立博士。那當然意味著經學家的利益紛爭，競相擠占“祿利之路”的優先權。利益紛爭也有調適。
五經博士大多只守住一種經典及其師傳的解說，在與時俱變的政治要求某個側面表現“致用”的專長，形成經術實踐的分工，如皮錫瑞描述的：“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
不過“通經致用”，前提是經書的文本確定，而秦始皇制定的“挾書律”，到漢惠帝初才明令廢除，三十年里圖書受到巨大損失。號稱孔子晚年編定的五經，除了《周易》，無不僅存斷簡殘篇，在解禁后流傳的文本，主要是用秦朝統一文字后的“今文”抄本。
這些抄本由不同地區的經師傳授，文字和解讀有差異是不奇怪的，況且民間還不斷發現周秦以前不同古文書寫的篇章。漢武帝政府的策略，是今文經傳內容大同小異的都立博士，如《詩》博士就并立三家，同一經典而“傳”大異的，如《春秋》的今文傳有公羊、谷梁二家，便由皇帝裁決《公羊春秋》更合“儒術”。
因而漢武帝時代的官方經學，已形成“學隨術變”的傳統。再歷二帝，到漢宣帝時代，一種經由不同的博士官解說，成為常態。當時五經博士有十二家，連同未立博士，而成皇家和權貴子弟必修的《論語》《孝經》，情形更混雜。
這時結集的《禮記》，內有《經解》篇，也不得不在謳歌“六經”精華的同時，承認過度詮釋，都有必至之弊：“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官天下呢，還是家天下？
不過“學隨術變”走向反面的危險，更在于比附現實而穿鑿經義，導出否定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推論。比如董仲舒背離孔子不講“性與天道”的遺訓，暗襲陰陽家的五行生克說，推論“天人感應”，用自然的或人為的災異來預測人事吉兇。
有回遼東的高祖廟失火，董仲舒推測天意，以為那是上天不滿漢武帝的政教尚未“大公至公”。不料他的一名弟子奉詔對此文盲審，竟判作“下愚”，害得其師差點被殺頭。
他的再傳弟子眭弘，在漢昭帝初得知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木復生、上林苑有倒地的斷柳再立，便上書說據董仲舒的《春秋》論，這都是“革命”的預兆，建議漢帝求賢，實行“禪讓”，結果被大將軍霍光斥為妖言惑眾而處死。
然后漢宣帝在擺脫霍光控制之后，也不再假冒為善，重用宦官外戚。有個“明經”出身的司隸校尉即首都治安長官蓋寬饒，被宣帝岳父率權貴學沐猴與狗斗的行為激怒，上書皇帝指斥“圣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接著竟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這是明白聲稱，“今上”德行已經失去做皇帝的資格，應改恢復黃帝至堯舜的“官天下”傳統，讓賢給真能實行“圣道”的任務。不必說這又是連孔子也忌諱的“禪讓”說。蓋寬饒也下獄自殺。
“黨同門，妒道真”
由《漢書》的五行志，可知最好以天文說人文的經學家，有兩類，一是《春秋》學家，二是《周易》學家。
《春秋》在漢代都附傳而行。據說西漢二百十四年，這部經書有五種傳，兩種無書，相繼通行的三傳，分別是董仲舒解說的《公羊春秋》、劉向宣傳的《谷梁春秋》，以及劉歆力倡的《左氏春秋》。
漢宣帝為了給在“巫蠱”案中被廢的祖父戾太子平反，用了十多年培訓一批《谷梁春秋》學者，終于在死前一年召開石渠閣經學會議，自任總裁判，將《春秋》的谷梁傳與公羊傳并立學官，也使作為帝國法典的《春秋》的權威詮釋，谷梁學勝過公羊學。二傳都是今文經。不想時經元、成二代四十多年，都變得同樣僵化。
漢成帝末劉歆隨父劉向整理宮廷藏書，從中發現古文寫本的《左氏春秋》，他認定這是漢初張蒼、賈誼和司馬遷都鉆研過的左丘明為孔子《春秋》所作的歷史解說，勝過《公》《谷》二傳，要求漢哀帝立于學官。初由藩王入繼帝位的漢哀帝，不能作主，要求博士官討論。
豈知博士官拒絕與劉歆對話，宣稱“左氏不傳《春秋》”。憤怒的劉歆“移讓太常博士”，公開指責他們“黨同門，妒道真”。這惹惱了博士弟子員出身的元老重臣，迫使劉歆自請流放。由于哀帝死后，王莽僭奪政權，任用舊友劉歆為國師公，并在建立新朝后廣立包括《左傳》在內的古文經傳于學官。
于是當年劉歆爭立《左傳》，也被指作替王莽篡漢造輿論，而劉歆整理的《春秋左氏傳》，也被指作“偽經”。盡管東漢以后的中世紀列朝，學者解釋《春秋》都離不開《左傳》提供的歷史背景，但二者的相關度總糾葛不清。
晚清嘉慶朝形成的常州今文學派，鐘情于東漢晚期何休《公羊解詁》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重申《左傳》乃劉歆偽造說。經過好奇的四川學者廖平，到不擇手段“托古改制”的康有為，相繼發表《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以致習非成是。顧頡剛編輯的《古史辨》，就是顯例。
離奇的周公崇拜
伴隨漢武帝“獨尊儒術”出現的獨特人文現象，便是周公崇拜。
據《論語》，孔子生前想在東方復興周禮，期待“得君行道”，理想的政治楷模，即為周公。相傳由孔子刪訂，而在漢初由曾任秦博士的伏勝傳授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內據說出自周公的作品，有三分之一以上。另外也相傳由孔子編定的《詩經》，歌頌周公的篇章同樣不少。
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代給周公及其子孫寫的《魯周公世家》，就據《詩》《書》的傳說描繪過姓姬名旦的這位第一代周公的功業，說他是其兄周武王滅殷的主要輔佐，在武王死后擔任年幼的周成王的保護人，曾背負成王以天子名義處理國政七年，中間討平了他的三個弟弟伙同殷朝遺民發動的武裝叛亂，然后還政成王，甘居臣位，卻遭聽信流言的成王誤會他有篡位野心，被迫逃亡。
幸好他在武王病重時請求祖先允于代死的誓辭《金滕》，被成王發現，迎他回朝，再立新功。他是魯國諸侯的鼻祖，被孔子欽仰到夢魂縈繞的程度，以致孔子晚年竟將自己很久沒有夢見周公，當作將死的朕兆。
時至戰國，除了自稱儒家又互相對立的孟軻、荀況兩派，仍然提及周公并稱作先圣以外，道墨名法陰陽諸家，或不提周公，或只偶然說及。因此在漢武帝實行意識形態為我所用而表彰六經之后，周公的身價陡漲，便引人注目。
如前所述，漢武帝對掛在孔子名下的經學不感興趣，僅欣賞公孫弘、董仲舒們“以經術緣飾吏治”。他接受公孫弘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建議，沒有料到此舉意味著秩僅六百石的博士官，竟成培訓未來的二千石乃至位列三公九卿的文官的溫床。
當然，漢武帝本人難辭其咎。十八世紀以來，經史考證學者在注意漢武帝陽儒陰法或者儒道互補的文治策略的同時，很少有人重視他是首倡周公乃至圣的作俑者。
漢武帝尊周公與他備受立儲問題困擾有直接聯系。漢朝沿襲周秦舊制，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屎鬅o子固然是被廢的理由，有子而失寵也存在被皇帝寵妾“奪嫡”的危險，即《公羊春秋》所概括的“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漢武帝與太子鬧到兵戎相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太子生母衛皇后年老色衰愛弛，才使皇帝寵臣江充敢于誣陷他們母子用巫術謀害皇帝。而漢武帝決定立幼子，又唯恐“母以子貴”，導致他的曾祖母呂后、祖母竇太后專制國柄的先例再現，于是迫使鉤弋夫人自殺，卻又立刻面臨將年方七歲的幼子托付給誰保護的難題。
這時漢武帝記起了孔子仰慕的周公。還在處死鉤弋夫人之前，他就命內侍畫了一幅“周公負成王”的圖像，賜給緊跟他二十多年的侍衛長霍光，同時任命一名原匈奴王子和一名掌書記的文學侍從，組成顧命大臣班子，臨終囑咐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在漢武帝的本意，霍光位卑又忠心，必能守護劉家天下。豈知霍光不是周公，一做大司馬大將軍，就接連清洗漢武帝晚年執法理財的重臣，成為以軍權控制政權的僭主，又放縱妻兒女婿弄權聚財，使霍氏家族變成最大的暴發戶。
漢昭帝早逝無子，使這位大將軍于公元前74年夏秋間兩個月中連創廢一帝又立一帝的紀錄。他新立的漢宣帝，是自幼受巫蠱案株連而淪落民間的漢武帝曾孫，沒有本家宗室外戚作后援，而霍光夫婦謀殺宣帝原配妻子，將自己女兒立為皇后，又創漢代外戚專權的先例。直到宣帝即位第七年(68 B.C.)，霍光專政已近二十年，遠超過《尚書》所說的周公代理天子的七年。
在霍光家族權勢最盛的時候，就有民人向宣帝上書，要防范霍氏“生變”。果然霍光死后，其子霍禹繼任大司馬，卻不兼大將軍，與他的母弟妹婿謀廢宣帝，不料被宣帝各個擊破，終于滅族。
周公幽靈揮之不去
顯然吃了當代周公之苦，漢宣帝對儒術也生反感，說是“漢家自古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然而他的統治表明，所謂霸道加王道，無非“儒表法里”，還是漢武帝“用經術緣飾吏治”的帝王術。
事實上，他的圣君楷模，正是漢武帝，包括車服儀仗都要學曾祖父。他企圖抑制外戚，卻重用宦官，以致宮廷的中書令權力膨脹，幾乎壓倒執政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到他的無能又多疑的繼君漢元帝時期，宦官和外朝大臣的惡斗，反而又給外戚專權提供了可乘之機。
由于漢宣帝在民間所受教育，主要是漢武帝時代作為郎官(禁衛軍官)和低級官吏的文化教材的《論語》《孝經》，因而他規定皇子皇孫都要讀這兩種儒書。效應之一，便是《論語》所記孔子仰慕周公，而《孝經》所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在漢元帝以后，又都成為文臣常引的經典。
就是說，漢宣帝想遏阻霍光故事重演，而他選用的皇室和官員的必讀教材，恰又盛稱周公是敬天法祖的至圣。所以，不過兩代，他的皇長孫漢成帝即位，尊其母王政君為皇太后，因示孝而順母，任命舅父王鳳為大將軍，自己則沉湎酒色，更好微服外出冶游。
于是霍光故事不僅重演，還因為太后兄弟眾多，鬧得大將軍變成王氏兄弟的世襲專職。連同王政君欣賞的親侄王莽，于成帝在位二十六年里，王氏家族共有五人任大將軍，也就是連出了五個周公。
這個過程，因漢成帝死(7 B.C.)，他生前奉母命所立其侄為皇太子即漢哀帝即位，王莽奉姑母即已晉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命，避嫌辭位而中斷。但因漢哀帝在位僅六年就病死，王政君再度臨朝聽政，立即召回王莽復任大將軍。
這回王莽索性自稱當代周公，比照《尚書》所述周公輔成王而代理天子的程序，亦步亦趨。當然也有兩點改進，一是偽造天帝降下的符命(刻在金石上的文字)， 指示王莽應該代漢為新帝，二是發動臣民聯名上書勸進，請求已封安漢公的大將軍上升一步，由攝皇帝而做真皇帝，據說簽名群眾有數十百萬之多。
孔子創制的五經不是說天意即民意嗎？傳遍朝野的孔子得天啟所作預言，不是說漢運將終、新朝當興嗎？安漢公豈能拘泥周公先例，不順應天心民心，不使皇帝名義由假而真呢?這樣，王莽就由“居攝”而“始建國”了。國名由漢改新，表征“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新朝僅一世而亡，雖然不比二世而亡的秦帝國更短命，但因王莽背負著篡位者的惡名，即使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號稱在馬列主義指導下的中國歷史首出著作，也將它說成兩漢王朝的過渡政權。
不過王莽自稱周公，做皇帝由假即真，比周公走得更遠，歷史影響不可小覷。因為王莽創建的新朝，政經文教體制大幅度變革，盡管王莽愛好“正名”，他的眾多改革限于形式，似乎只重名而不責實。
王莽借周公名義實現改朝換代，影響長達六百年。直到唐太宗改造國子學體制，為了杜絕太學生把周公當作合法改朝換代的圣王典范，將周公逐出國子監的圣堂。那以后孔子夢魂縈繞的周公，便由漢晉間“周孔之道”的主角，被取消支配意識形態的表征地位。接替他的，是作為唐宋間經學更新運動表征的“孔顏之道”，伴隨王安石變法登場并迄今尚未退場的“孔孟之道”。當然，這都不屬于本篇的考察范圍。（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