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諷刺報紙《查理周報》(Charlie Hebdo)不顧法國政府的建議，發表了幾幅先知穆罕默德的猥褻漫畫。
那周我在突尼斯。清真寺外停著坦克、站著士兵，墻上涂滿了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呼吁革命的標語，向西方也向所有仇視伊斯蘭的人宣戰。幾天前，美國駐突尼斯的使館遭到了襲擊，美國學校也被燒毀。再之前不久，美國駐利比亞大使被一個圣戰武裝組織殺害。
孤身一人而且明顯是歐洲人，我在哈比卜·布爾吉巴大街(Avenue Habib Bourguiba)上的半小時里感到很緊張，打算在宵禁之前打一輛出租車，但卻打不到。
我心中咒罵了《查理周報》多年來恣意妄為且毫無必要的挑釁：2006年，這個報紙轉載了首先在一家丹麥報紙上刊登的嘲諷穆罕默德的漫畫；2011年，該報出版了一期戲仿刊《沙里亞周報》(Charia Hebdo)，刊名用“伊斯蘭教法”(Shariah law)玩了一把文字游戲，之后該報的辦公室遭到了燃燒瓶襲擊。
但就像其他所有巴黎居民一樣，生活在巴黎的我，在得知周三早上《查理周報》的辦公室有12人遭到殺害之后，也震驚到了骨子里。那里距離我自己的辦公室步行只要20分鐘。
我最初意識到出了狀況，是因為我注意到每個街角都有全副武裝的警察和士兵，軍用車輛則把汽車拖走。我在格荷涅爾街駐足片刻喝了杯咖啡，所有人都在一邊交談一邊盯著電視，屏幕上正在播放殺戮的畫面，兩名警察、主編斯特凡·沙博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以及若干名漫畫家已被殺害。
“這只是另一個階段，”我身旁的男子對我說。
“什么另一個階段？”我問。
“對抗阿拉伯人的戰爭，”他回答道。
必須說，《查理周報》在這種不公的暴力中成為受害者很出人意料。現在對多數巴黎人而言，這份報紙已經成了60、70年代的古舊遺物，早已失去了令人震驚的力量。
就在殺戮發生之前一天，我在一個報攤上看到了最近一期報紙的頭版，看起來很滑稽的圣母瑪利亞，正在生更加滑稽的耶穌基督。我聳聳肩，一邊繼續往前走，一邊想現在還在讀這份報紙的人恐怕少之又少，它才剛剛克服了財政問題，現在幾乎成了博物館的藏品。
在一定程度上，兩名被害的著名人物的年齡就反映了這一點：受人愛戴的出色漫畫家讓·卡布（Jean Cabut，筆名“卡布”[Cabu]）和喬治·沃林斯基(Georges Wolinski)分別是76歲和80歲。
最重要的是，他們屬于1968年5月學生運動的那一代人。他們反抗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父權式的強硬統治，崇尚無限制的自由、無節制的性和毒品，最重要的是，嘲諷所有形式的道德和宗教權威的自由。
《查理周報》不懈地追求挑釁，用俚俗的法語詞說就是“la provoc”。這是一種十分巴黎的傳統，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當時的說法叫作“彈弓般的詼諧”(l’esprit frondeur)——“fronde”是發生起義時，用來朝國王扔石頭的投射器。
讓創刊于1970年的《查理周報》如此法國的，是它好斗、激進的世俗主義。這也是法國文化中的一個老傳統，歷史上這是一種約束天主教會權力的方法。1968年的“五月風暴”也是年輕人針對老人的反抗，反宗教的諷刺是其中的關鍵成分。
然而在當代法國，五月風暴時還年輕的反叛者，早已成為了文化上的權威，盡管他們仍然信奉年輕時那種左翼的、自由放任的理想。盡管《查理周報》因為其無政府主義而大受追捧，但它長期以來也已成為了既成秩序中的一員。
至少住在郊區的人是這么想的——所有法國大城市周邊都有這種巨大而且常常狀況惡劣的郊區，這些區域聚集了人數眾多的移民，主要來自法國在中東、非洲和亞洲的前殖民地。
在巴黎市中心被認為是嘲諷宗教或政治權威的舉動，在郊區卻會被認為是當權者的傲慢，那些人可以信口開河地嘲諷他人，包括他人深信不疑的宗教信仰——這或許是個人身份當中，僅有的一塊尚未被法國主流社會摧毀或同化的角落。
周三在巴黎被槍殺的，是對嘲諷的自由深信不疑的一代人，他們相信可以對任何人說任何話。巴黎人以他們稱作“gouaille”的放肆玩笑為傲，這種玩笑植根于思想自由和對挑釁的熱愛，永遠站在權威的對立面。
卑劣的槍殺與這一切截然相反，是對巴黎人頭腦的無情屠戮。（紐約時報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