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因“天津教案”引發的國際沖突，剛剛緩解，法國艦隊還停泊在大沽口外。法國代理領事李蔚海記載了李鴻章入津儀式的詳情，并相信這位年輕的封疆大吏將會以鐵腕維護這座城市的穩定。
不久，李鴻章兼任北洋大臣，他大約沒有想到，自己掀開了帝國歷史上京津滬一體化實驗的序幕。
天津開埠
清帝國推出近代第一輪改革開放后，在其政治版圖與經濟版圖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個口岸，而是與北京一起，構成了首都的一部分。遍覽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體，Tientsin（天津）一詞出現的頻率，與China(中國)、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Canton（廣東）不遑多讓。
天津成為首都的一部分，有點無奈。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天津被確定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個國家的租界，租界數量之多，在大清國16個同類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詭的是，九國租界總面積雖然已超天津舊城八倍之多，卻也才相當于上海租界面積的一半。顯然，老外們如此跑馬圈地，絕非只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是有著一個更為重要的政治和戰略考量：貼近大清中央。
大清國的“外交”，原來還真是在“外”辦理的——最早是廣州，鴉片戰爭后被迫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廣州設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門，由兩廣總督兼任，依然將“外交”解決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外交就無法再在“外”處理了。英、法、美、俄四國獲準在天子腳下建立使館，中央為此專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商口岸也急劇增加，長江以南由五口增為十三口，長江以北也新開牛莊、天津、登州三口，畿輔重地也對外開放，外交工作進入了全新階段。天津的地位，便更為顯得重要和復雜起來。
條塊矛盾
總理衙門之下，除了管轄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設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個口岸，駐地就在天津。至此，直隸省內其實有兩個平行的省部級機構。常駐保定的是直隸總督，常駐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
與保定作為直隸的省會相比，此時的天津在行政級別上仍舊只是一個地級市（“天津道”）。天津城里的 “三口通商大臣”，雖屬省部級，但并非地方行政長官，而是大清外交部（“總理衙門”）的派出機構，屬于“條條”上的部門，只管外交和通商，并不過問民政。天津的民政則由直隸總督下轄的天津道、府、縣三級管理，屬于“塊塊”上的。
在天津，“條”雖然級別高，卻并非“塊”的上級，這不僅形成了“條塊”之間的隔閡，而且也造成機構設置上的畸形：駐津的“條”是中央級，而當地的“塊”卻級別過低，無法為“條”及時提供相應的行政資源支持。畢竟，“外交無小事”，這個離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國使節、僑民乃至外國軍隊，中西碰撞、磨合、沖突不斷。“條塊”無法匹配、難以協調，內政上的星星之火很容易就造成外交上的燎原之勢。
當天津成為“條塊”交匯之處的時候，駐保定的直隸總督是曾國藩。
京官難做，津官更難做，直隸總督大約是全中國最難當的地方官。“京官難做”，是因為天子腳下紅頂子扎堆，通貨膨脹導致貶值。而同在天子腳下（確切地說是“天子腳邊”）的津官，卻畢竟仍是地方干部，近在咫尺的“中央領導”多如牛毛，掣肘頻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風，又缺京官的閑適，難怪官場有諺自嘲云：“三生不幸，知縣附郭；三生作惡，附郭省城；惡貫滿盈，附郭京城。”（“附郭”指與上級同城）
選擇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中央的意圖，除了便于就近控制這位曾統帥百萬雄師的人杰之外，更是出于對京津冀地區開發的重視。
曾國藩在多年的征戰實踐中，親眼見識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慶軍械所在內的一些新興洋務企業，是大清國第一波投身“改革開放”的弄潮兒，調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經驗，以天子腳下的直隸（京津冀）為特區，推進中央已經計劃好的“自強”運功（洋務運動）；而直隸的天津此時已經成為對外開放港口，華洋雜處，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中央需要一個老成干練的人在“改革”與“開放”兩條戰線上都趟出一條路來。
將直隸作為改革的試點，由曾國藩來趟過改革的地雷陣，這一布局在曾國藩赴任之前與慈禧太后的四次會談中清晰可見。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隸的改革，曾國藩表態說：“臣也知直隸要緊，天津、海口尤為要緊”，并提出了“以練兵、飭吏、治河三端為要務”進行“次第興革”的思路。
從這四次會見來看，中央將曾國藩調任直隸，更多的并非出于“羈縻”、要修理這位“曾剃頭”，讓他一邊涼快涼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為朝廷“剃頭”，理順直隸、尤其是天津的復雜局面。
直隸擴權
1870年春夏之交，正值天津開埠十周年，一場震撼世界的大動亂在此爆發。因“民教沖突”，天津市民圍攻法國領事館和望海樓教堂，導致法國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國商人被殺，領事館和教堂被毀，史稱“天津教案”，西方則稱為“天津屠殺”。
“天津教案”是兩次鴉片戰爭以來最大的涉外案件。駐天津城內、負責對外關系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駐保定城內、負責地方維穩的直隸總督曾國藩，都被深度卷入。中央下令曾國藩趕赴天津，主持善后。
曾國藩為此付出的代價十分高昂，被斥為賣國賊，“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湖南會館將他的官爵匾額“悉數擊毀”，并開除其“名籍”（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代“中興名將”“曠代功臣”，“積年清望幾于掃地以盡”，甚至“謗譏紛紛，舉國欲殺”。
當曾國藩以一生令名為代價，處理完畢“天津教案”之后，中央決定由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換下心力交瘁的曾國藩。輿論已經有了將省會從保定搬到天津、讓直隸總督與“三口通商大臣”同城辦公的建議，但李鴻章對此不以為然，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強調：保定才是“控扼”直隸的中心，“昔人于此建置省城，實得形要，是以歷任總督，均須駐省辦事，總攬全局”；而天津則“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駐之所”。
此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國，進行“謝罪”訪問，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參與了教案善后的主要談判，深切地體會到了天津在機構設置上的尷尬。
因此，他建議中央：“三口通商亦不必專設大員, 所有洋務海防均宜責成直隸總督悉心經理”。裁撤專職的通商大臣，改由直隸總督兼任，將相應的外交通商事務歸并到直隸總督職權范圍之內。由“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總督親自抓，“一把手”負全責，微妙而復雜的外交通商事務就能獲得足夠的地方行政資源的支持，“條塊”之間的隔閡有望消除。
不到一個月，中央便采納了毛昶熙的建議，并在上諭中明確宣布“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系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
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設“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權限擴大到了“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錫道所管之牛莊關”，并且，直隸總督不再常駐保定，而是 “每年于海口春融開凍后，移駐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半個首都
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兼任首任北洋大臣，正式進駐天津。
政治地位改變后，李鴻章對于保定、天津兩地在新形勢下的定位，有了新的認識。在答復中央的《裁并通商大臣酌議應辦事宜折》中，李鴻章提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中原有事，則患在河防；中原無事，則患在海防。”
也就是說，保定與天津之間，究竟哪個城市適合作為直隸的中心，關鍵是看“中原有事”與否。“中原有事”，直隸地區的河防就是拱衛京師的關鍵，當年捻軍就是被曾國藩的“河防”策略困死的，“實得形要”的保定就能“總攬全局”。
但如今，太平天國和捻軍均已剿滅，“中原無事”，而且“自各國通商開埠，公使駐京，津郡為往來沖突，尤為京師門戶，關系極重。近因民教紛爭，釀成巨案，地方官撫馭未善，通商大臣又恐呼應不靈，后患殊多，不得不思變計”。因此，李鴻章個人雖然似乎留戀保定，卻也認為抬升天津的城市定位，完全是因時制宜、“未雨綢繆”的改革良策。
自此，直隸便有了兩個中心城市。除了總督衙門改駐天津之外，別的省級機關一律留駐保定，由直隸藩司負責日常事務，重大事件請示總督裁定。從清代的各種文件來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依然將保定看成是直隸的省城。至于天津，當然不再是“偏在一隅”的小城，卻也并非省城，“條”與“塊”在這里匯聚，成了遠比省城更有著全國和國際影響力的城市。
如此一來，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從眾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為華北地區的政治中心，而保定雖然名義上仍是省會，但被迅速邊緣化。本來就已經是“八督之首、疆臣領袖”的直隸總督，因為兼任北洋大臣，權限迅速擴大，從一省的軍政、民政擴展到了外交事務。
此時的大清國，雖然同意外國使節駐節北京，但繼續奉行“外交”外辦的原則，盡一切可能將夷人們阻擋在天津這一“國門”，不入京師。因此，與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還被授予了代表國家締結對外條約的大權，成為事實上的大清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為半個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樞”一詞，絕非僅指北京，而多少必須包含天津在內。直隸總督是地方官，但北洋大臣卻是中央職位，如此頗有大清特色的定位，令直隸總督的實際影響力不僅超越疆臣，也實際超越很多朝臣。
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對于京津一體化至關重要，以至于只要提起“直隸總督”這個官稱，時人都自然地將北洋事務歸入其下，西方媒體甚至將直隸總督這個職位理解為“副王”(Vice King)。
央地博弈
作為少數有著豐富外交經驗的大清干部，李鴻章在天津升級的同時，就建設性地指出，“目前最急者”就是要趕緊設置獨立的“天津海關道”。
“海關道”是大清國“被”開放之后的產物。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更多口岸被迫開放，中央就在各口岸設立了正四品的“海關道”，負責“關務”和“交涉”。其實，運行這個新功能的，卻是一臺舊機器——“海關道”并非專職，而是地方道臺的加銜及兼職。開放口岸的父母官們，披掛上這件新官袍，就成了“外交官”。
天津乃京師門戶、外交重地，其所承受的外交工作壓力，絕非全國其他開放口岸可以相比，這就要求“天津海關道”具有相當嫻熟、老辣的外交水準，并且能夠全身心地投入。李鴻章提出，如果能夠設立專職的“天津海關道”，不僅能確保專人負責繁重而微妙的外交通商工作，而且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乃至中央在外交事務中獲得極大的緩沖余地。
同時，專職的“天津海關道”也有利于理順關稅征收體制，日后的歷史證明，這個職位果然成為李鴻章的理財工具，與天津海關稅務司一道，對千瘡百孔的直隸財政乃至中央財政貢獻頗大，也保證了李鴻章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
李鴻章的計劃一旦實現，“海關道”就不再是中央垂直管理的“條條”，而是與“天津道”一樣，都是直隸總督麾下的“塊塊”。兩“道”分設，既分得開、合得攏，提高了行政效率，事有專責，更確保了李鴻章本人的最后拍板權。
在李鴻章而言，還有更為老辣、有遠見的一步棋，那就是將“天津海關道”的干部任免權，留在了省里，抓在了自己的手上，這令他能確保享受到天津升級所帶來的勝利成果——掌握大清國改革開放的主導權。
人事權和財政權，是中央對地方實行有效控制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國這樣的大一統國家，政權凝聚力的主要體現。太平天國之后，大清帝國日漸形成“內輕外重”的局面，但中央依然能對日漸坐大的地方諸侯實現相當有效的控制，關鍵就在于牢牢地掌握了人事任免權。即使是李鴻章一手締造的淮軍，其高級軍官的任免和調動權，依然操諸中央之手。
對于地方行政長官“天津道”的任免，從組織條例“法理”上看，李鴻章并無多大的發言權——雖然中央也會認真聽取他的意見。而這個職位事實上又是他推行內政外交的關鍵一環。如今，李鴻章將“天津道”兼任的“海關道”分離出來，并獲得了“海關道”的直接任免權，就爭取到了相當的主動。
基于天津在大清國外交戰略中的特殊地位，“天津海關道”的獨立設置，通過分流“天津道”的外交職權，間接分流了中央的外交職權，而鞏固了李鴻章在國家外交格局（而非天津一地）中的地位。李鴻章此后得以將自己的影響力伸展到包括上海在內的所有對外開放口岸，對天津的外交人事權的控制，實為基礎和關鍵所在，天津也因此成為大清國對外開放的“前敵指揮部”。
吊詭的是，以專業分工為目的而分設的“海關道”，在李鴻章執政期間，卻與“天津道”在職權方面不斷交叉和重疊。當然，這并非李鴻章的管理失當，而完全可能是為了“摻沙子”：通過工作分工的交叉重疊，加強“天津道”這一“請旨簡放”職位的工作難度和特殊性，進而能增強自己對這個職位人事任免的影響力。
事實證明，李鴻章抓住“海關道”的任免權十分明智。10年之后直到甲午戰爭前，高層權爭加劇，中央在“天津道”的任命上，就不再傾聽李鴻章的意見，甚至故意刁難。
從1882年起出任“天津道”的額勒精額、裕長、季邦楨、萬培因等，均非李系人馬。所幸“海關道”的任免權在自己手上，除了首任陳欽之外，后來的黎兆棠、鄭藻如、周馥、盛宣懷等，都是李鴻章的親信，并且“海關道”介入一般政務也頗深，這令李鴻章得以在官場的權力傾軋中，稍減掣肘，維護自己這一畝三分地內的政通人和。
華北特區
天津的升級，令這座城市和李鴻章本人，都獲得了巨大的飛躍。
在天津擔負起半個首都功能的同時，李鴻章從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舉躋身中央領導的行列，并且通過卓有成效的組織人事運作，成為最有實權的中央領導之一。4年后（1874年），美國駐華公使就向華盛頓發出報告：“李鴻章是清帝國最有權勢之官吏，尤其對總署（總理衙門）有特別之影響，所以，我們對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鴻章征求意見。”
在之后的數十年內，天津既是大清國改革開放的發動機，又幾乎成為體制內改革者的大本營。當時的西方報紙甚至認為，中國外交是“北京討論、天津決定”。其實，在晚清的特殊體制下，“京議津決”的又何嘗是外交呢？
從明代建城開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達江淮、東連滄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鏢，也是北京的保姆，“拱衛”之外，還必須做好各項服務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躍而成為北京的“合伙人”，盡管股份很小，卻分流了北京作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與天津，本來就是一體，之前是“從屬”關系，如今更趨“互補”關系，共侍中樞：北京講政治、天津做經濟；北京管內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爭、天津忙建設；北京能進取，天津可避難……
這種與最高權力親密無間的關系，顯然是大清國其他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躋身“國際大都市”的上海，所無可比擬的。
此時，正值大清國的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以恭親王和兩宮太后組成的領導核心，平均年齡不足30歲，卻試圖引領這個古老帝國穿越千年迷霧，掙脫內憂外患。
天津及整個直隸地區，因緣際會地成為帝國改革的示范“特區”。在南方已經略試身手的李鴻章，站在其恩師曾國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腳下實現了“洋務遠動”超常規、跳躍式的發展。無論是軍工生產（天津機器局）、煤礦開采（開平礦務局）、鐵路交通（唐胥鐵路、津沽鐵路）、電報通訊（天津電報總局）還是新式教育（水雷學堂、北洋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等），天津幾乎在各個領域全面發力，引領全國潮流，甚至遠超上海、南京。
李鴻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經過庚子動亂的短暫停滯后，繼續推進，到了袁世凱當政時期，以天津為中心的直隸，不僅在經濟改革方面，同時也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一騎絕塵遙遙領先。袁世凱本人也成為全球關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國前駐華公使楊約翰，在著名的《北美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長達12頁的文章《中國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暢談中國的崛起。
在這篇文章中，楊約翰認為，李鴻章及其直隸總督衙門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國改革和進步的中心，“新思想從這里萌發，并且滲透到全國。”他說，天津這座城市所洋溢著的變革氛圍，與廣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別的地方完全不同，“從漢口到天津，仿佛就是從中世紀穿越到了當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冊子《天津及周邊地區指南》出版。與之前同類圖書不同的是，此書首次用很大篇幅強調了天津在中國特殊的重要性。書中說，美國著名漢學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預測，在中國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僅次于上海，它必將成為“制造業、鐵路、教育及商貿的偉大中心”。如今，這些全部實現了。
這本為天津極力抬轎子的英文小冊子，還引用了一些經貿數據，來說明天津在大清國的改革開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從1867年到1906年，外貿進口額增長5倍；外貿出口額增長18倍；關稅收入增長8倍……
這種來自西洋人的贊賞，也得到了東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編寫的《天津志》中，盛贊天津“繁華已超北京，宛如歐美；天津的繁華是迅速的，它今后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津滬比較
在帝國改革的復雜天平上，帝輦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鋒之外，似乎還是一個平衡砝碼：與北京相比，它更講經濟、更為務實，而與上海相比，它更講政治、更有方向，兩手都在抓，兩手都要硬，那種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絕非等閑。
津滬雙城，是帝國改革開放的兩個標桿。
上海的“國際特色”更為濃烈，經濟上以外向型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國內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產；天津則有著更為濃烈的“大清特色”，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依然是內資、而且是國資。
外貿方面，天津雖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經上海轉口的外貿長期高居其外貿總額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凱時代，以天津為核心輻射“三北地區”（華北、東北、西北）的經濟格局成型，天津脫離了對上海的貿易依賴，與上海、廣州鼎足而立，成為北中國當仁不讓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當局宛如“聯合國[微博]”，其在上海的影響力遠超帝國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帝國政府牢牢地掌控著這里的一切。在帝國復雜的權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駕于上海之上。終清一朝，上海最終也只是個地級市級別（“上海道”），而天津則不僅是直隸的首府，而且貴為“半都”。
當然，津滬的差別，并非人為，而是政治、經濟博弈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看，晚清變革年代的津滬城市競爭，更像是一場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的變革競賽：
天津更多地代表著本土主導的“改革”，在睜眼看世界的同時，努力保持著血統的純正和帝國的臉面；而上海更多體現的是外力推進的“開放”，一個徹頭徹尾的混血兒，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塊飛地；
上海是一座從內到外穿著“西裝”的城市，而天津則在“西裝”的外套之下，依然長袍馬褂；
上海能提供給大清帝國的，是與世界零距離的親密接觸及關稅等利益上的實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則不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堅定地建設有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面子”和自信——對于一個龐大而虛弱的帝國，“自信”實在也是一種生產力……
在帝國眼中，“阿拉上海”實在是句空話，上海其實更屬于世界、屬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說是真正屬于“阿拉”、屬于OURS。
在津滬關系中，最為關鍵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經濟資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級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而是遠在天津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這是有著復雜的歷史淵源的。
從李鴻章離開曾國藩那溫暖的懷抱，組建淮軍“單飛”以來，上海就一直成為李鴻章的根據地。龐大的淮軍，其軍餉主要就是靠以上海為主的兩江地區供應，即使李鴻章調任外地，這里依然是淮軍和李鴻章其他事業的提款機和糧倉。
要做一個合格的直隸總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個標準：緊跟中央，讓領導們放心。但是，要做一個優秀的直隸總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還要會辦事，還需要符合另一個標準：能控制上海。
遙控上海
以上海為重心的江南地區，素來是中國的財賦重地，也是一切渴望有所作為的官員們的必爭之地。
上海的直接領導人，一是兩江總督，二是江蘇巡撫，至于“上海道”，那只是具體操盤手而已。自李鴻章出道以來，但凡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大多是與他有密切關系的故舊好友。
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32年間，歷任兩江總督中，曾國藩是他的老師，曾國荃是曾國藩的弟弟，馬新貽、何璟、李宗羲是李鴻章的同年，張樹聲是李鴻章的學生、下屬兼同鄉，李宗羲還是經李鴻章推薦才當上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吳元炳兩人與他關系疏遠，左宗棠則與他關系十分緊張。
至于江蘇巡撫，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緒十年（1884年）的22年間，劉郇膏、張之萬、何璟是李鴻章的同年，郭柏蔭、丁日昌是其下屬，郭、丁及涂宗瀛三人的蘇撫位子，都是由李鴻章推薦而得，張樹聲則是學生、下屬兼同鄉，勒方锜是朋友，只有吳元炳、衛榮光關系比較疏遠。
顯然，李鴻章在兩江和上海，幾乎是如魚得水。權力的本質是影響力，如此多的故舊好友執掌江南膏腴之地，這為李鴻章在上海“擠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這種影響力，當然是非正式的。中央沒有任何文件，允許李鴻章任命兩江地區和上海的任何行政官員，李鴻章所能做的，只是幕后的策劃和運作。
沈葆楨出任兩江總督，李鴻章出力甚大。在沈葆楨與劉坤一的PK賽中，正在籌劃全國海軍建設的李鴻章一言九鼎，在太后和軍機們面前竭力為沈爭取。任命下達之前3個月（光緒元年正月），李鴻章即寫信給沈，暗示已經“搞掂”：“南洋數省，提挈綱領，舍我公其誰與歸。”
沈葆楨到任后，對李鴻章給予了最大的支持，他甚至主動請求中央，優先發展李鴻章轄下的北洋海軍，而暫將自己轄下的南洋海軍放到第二位。這固然有利于國家，但也等于是自己放棄了掌握更大權力的機會。這種姿態，在地方本位主義極為嚴重的大清官場，是極為難得的。與沈葆楨在海軍上的巨大支持相比，他與李鴻章因吳淞鐵路善后處置的分歧，就顯得微不足道。
江南地區官員中，得李鴻章助力最大的，應屬丁日昌。丁日昌出任江西萬安知縣時，深得贛南道李瀚章的賞識，因此結識了曾國藩和李鴻章。后因吉安失守，丁本應斬首，但因在三日內收復失地，而從寬革職，投奔曾國藩幕府，為湘軍在廣東采辦軍械等，貢獻頗大。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后，多次要求中央，才將丁日昌從廣東調到上海，成為李鴻章的左膀右臂，也奠定了丁日昌作為“海派官員”的基調。
丁是聰明人自然“識做”，出任江蘇巡撫后，更是全心全意為李鴻章辦事。
在江南官場上，李鴻章依靠各種牽絲攀藤的關系，發揮著非正式、但相當巨大的影響。而在江南的國有企業領域，李鴻章的影響力就直接而正式了。
舉凡大清國的重點國有企業，大多受制于李鴻章，而除了煤炭行業之外，幾乎所有主要企業的重心，都在上海。可以說，大清國的國企是一個以天津為腦袋、以上海為身軀，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魚。
作為這條“章魚”的腦袋，李鴻章參與興辦了其中的絕大多數洋務企業，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領導地位。無論他的行政職務、管轄區域如何變化，他都是這些大型國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大清國的國資委[微博]主任。
南北斗法
從天津遙控上海的企業，李鴻章依靠的是一大批才能卓越、德行卻頗有爭議的干部，如盛宣懷、唐廷樞、鄭觀應、徐潤等等。
李鴻章的麾下，實際上有三個團隊。第一個是軍人團隊，手里握著槍桿子；第二個是官員團隊，手里握著印把子；第三個是商人團隊，手里握著銀子。而后兩個團隊，經常有交叉，橫跨官商兩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數。
有趣的是，這些“官商兩棲動物”，絕大多數都曾經在李鴻章的幕府中服務過。大清國最顯赫的干部預備隊，就是李鴻章的“秘書幫”。這種格局，到了一定規模之后，就具備了強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馬實際上很難涉足大清國的這些壟斷行業。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這正是李鴻章實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絲毫不弱于作為國防軍主力的淮軍和北洋水師。
當然，這也是李鴻章的競爭對手們所急于挑戰的。當劉坤一正式出任兩江總督后，他發起了針對輪船招商局的爭奪。這是李鴻章繼太平天國戰爭后，又一次艱難的“戰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十四日沈葆楨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中央就宣布了由劉坤一接任兩江總督。
劉坤一從來就不是李系人馬，沈葆楨之前，劉就代理過兩江總督。在光緒元年的江督奪位戰中，李鴻章協助沈最后勝出，劉黯然離開，出任兩廣總督。3年后，雙方展開第二輪較量，李鴻章最得力的淮軍將領、時任云南巡撫潘鼎新，與劉坤一的族叔、云貴總督劉長佑發生沖突，最終潘鼎新下臺，回京另有任命。
劉坤一接任了兩江總督后，立即發難。經過幾番回合，李鴻章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鞏固了自己對于上海地盤的控制。
對于李鴻章，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評價說：“中國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沒有超出國界的。但李鴻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國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樣……總督的職務按說是要輪流擔任的，但李鴻章卻是個例外。他作為直隸總督二十多年，其官職像橋墩一樣堅固，任憑潮漲潮落而巋然不動。終身任職的希望鼓勵他思想豐富的大腦設計出一個又一個改良計劃，而一個陌生的流浪者沒有勇氣這么做。”
正因為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組織設計，加上李鴻章與上海的極深淵源與權力深耕，再加上李鴻章本人勇于任事、不避嫌疑的果敢個性——這在不作為、“琉璃蛋”盛行的大清官場，絕對是另類——北京、天津與上海，在某種程度上開始了一體化的進程，并迸發出了大清改革進程中為數不多的一些亮點。
這場計劃外的京津滬一體化進程，對于帝國有著重大的意義：自太平天國之后，無論是財權、還是軍權，帝國的中央權威被處于不斷瓦解、消融的過程中，而李鴻章計劃外的京津滬一體化，實際上為帝國中央在大型企業（招商局、開平煤礦等）、主力國防軍（北洋海軍與陸軍）等關系政權命脈的要害處，維持了相當的影響力，為帝國中央與地方大吏的博弈中增添了底氣與中氣。
當然，這一京津滬一體化進程，所依賴的并非制度化的力量，而是李鴻章本人強烈的資源整合能力。當李鴻章凋零之后，直隸與北洋、以及其背后的中央，對京津滬一體化的掌控力迅速式微，對帝國改革開放的掌控力也迅速式微，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不遠了……（中國經營報）
